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映照一個時代的文化理想——漫談電影中的教師形象

時間:2019年09月09日 來源:《中國藝術報》 作者:張雋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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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泉水叮咚》劇照

《美麗的大腳》劇照

《我的教師生涯》劇照

《一個都不能少》劇照

《老師好》劇照

  9月10日是教師節。影視作品中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教師形象,更能夠將整個社會對教師的想象和認知折射出來。不同時期影視作品中的教師形象之間,呈現出頗有意味的差異。

  民國時期的教師形象:社會良知的一抹微光

  民國時期的電影以都市消費文化為底色,其中的教師形象并不引人注目。哪怕是《不了情》(1947)、《哀樂中年》(1949)這樣以教師為主角的電影,關注的重心依然是主人公的情感生活,并通過種種巧合和轉折在日常生活的情境下制造聚散悲歡,傳遞人情冷暖。相比之下,在《桃李劫》(1934)和《神女》(1934)這樣的影片中,教師雖然不是主要角色,個性塑造也不夠鮮明豐滿,卻更讓我們難忘一些。《桃李劫》以嚴肅而慈愛的校長為穿針引線的敘述人,以他的回憶和聆聽,串聯起師生在畢業會上的慷慨激昂,和學生踏入社會之后處處碰壁、壯志不酬的悲慘遭遇。當校長最心愛的學生將恩師的教誨化為行動,卻落得個鋃鐺入獄的下場,觀眾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當時社會的腐敗和不公。而《神女》中的校長則頂著輿論壓力,讓風塵女子的兒子入學讀書。當他最后敗下陣來,滿懷歉疚地開除了這個無辜的孩子時,觀眾更難免為女主角的絕望處境掬一捧同情淚。這樣的教師形象與其說是一個鮮活的角色,不如說是一種象征,超脫于昏昏默默的眾人,堅守著社會良知,成為黑暗中的一抹微光。

  新中國成立后的教師形象:如父如母的文化載體

  新中國成立后尤其是上世紀80年代之后,有關教師的影片逐漸增多,《泉水叮咚》(1982)、《孩子王》(1987)、《鳳凰琴》(1993)、《燭光里的微笑》(1991)、《一個都不能少》(1999)……其中不乏一代人的經典記憶。

  這些教師,無論教的是幼兒園,還是小學、中學,往往都是以無私奉獻的形象出現,對待學生就像對待自己的孩子一樣。而正是在他們的感化下,學生們從混沌中找到了理想,改正了錯誤,走上了正軌。

  此類電影之所以在上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涌現出來,或許和時代環境不無關系。當時整個社會對文化知識都表現出如饑似渴的狀態,加之高考放開,“讀書改變命運”成為年輕人自我救贖、自我提升的希望,教師作為文化的擁有者、知識的傳播者,得到了人們不遺余力的謳歌。1985年9月10日成為我國的第一個教師節,這些崇高無私的教師形象也在此前后在銀幕上出現,應該不僅僅只是時間上的巧合。

  新世紀以后的教師形象:豐富而復雜

  進入新世紀,教師形象告別了完美無瑕的狀態,變得豐富、復雜。如《美麗的大腳》(2002)中的鄉村教師張美麗,只是一位文化水平不高的農村婦女,不僅上課的時候會念錯別字,思想觀念在前來支教的城市教師看來也是過于保守。她因為失去了丈夫和孩子而認為自己“不完整”,而對彼此愛慕的電影放映員也遲遲不敢吐露心聲。《我的教師生涯》(2007)以平淡寫意的方式,勾畫了一位教師的半生漂泊。他扎根鄉村,無怨無悔地為孩子們付出全部的心血,但與此同時,他本人卻被驚心動魄的政治運動和日新月異的社會變遷所裹挾,無論是以留學生的身份來到偏遠貧窮的鄉村,還是看著自己的兒子放棄學業遠走大城市打工,他只能以一種淡然的態度任由命運擺布。雖然看似豁達,也不由讓人心酸。《老師·好》(2019)則以懷舊的色調還原了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的高中生活。主人公苗宛秋十分看重自己“榮譽教師”的身份,為此不惜以挖苦、羞辱和體罰的方式對待學生,并簡單粗暴地壓制了學生愛美的追求。種種作風做法,招來了學生的怨恨,今天看來更是不夠“科學”,顯然會對學生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。但同時,無論是身患疾病還是對未來迷茫,學生都能從他那里獲得真切的幫助和指導,他也因此逐漸贏得了學生的尊敬與喜愛。這些電影中的老師,也許能力和見識有限,卻更加真實。他們面對日益開放的社會風氣,看不慣卻不得不費力地理解;面對物質的誘惑,清高拒絕的同時也難免心中五味雜陳——這樣的心態,也更接近于普通人的心理寫照。

  千變萬化與始終如一:各國電影中教師形象之比較

  通過梳理可以看得出來,百年中國電影史中的教師形象,總是映照著一個時代的文化理想,因此高大偉岸者有之,渺小卑微者亦有之,但一直不變的是他們對學生的悉心關懷,和對教育職責的貧賤不移的癡心堅守。如果放眼世界影壇,我們可能會覺得,中國電影中的教師形象,或許還算不上足夠多樣化。但是,如果將國產電影中的教師形象與《黑板》《放牛班的春天》《死亡詩社》《心靈捕手》《蒙娜麗莎的微笑》《嗝嗝老師》等放在一起來看,我們會發現,所有影片中高尚的教師形象有著高度的相似之處。很多影片中,他們都有著非同尋常的才華,因此能夠讓學生由驚訝至欽佩,心悅誠服地追隨學習。但更重要的,恐怕則是他們對于教育事業的熱愛乃至信仰。正是因為將教書育人當作了“天職”,他們才能夠細心觀察學生,耐心了解學生,鼓勵學生釋放天性、追求夢想。在學生感到迷茫和孤獨的時候,成為他們最堅定的支持者,為此甚至不惜成為流俗、成見或者官僚作風的犧牲品。可以說,無論影片攝于何時何地,對于教師一職的想象和期許,往往集中在人格的培養和靈魂的鍛造上,古今中外概莫能外。

  從中西教育者的最初原型來看,這樣的教師形象可以說是由來有自。被尊為“萬世師表”的孔子將教育視為一種德性的修養,針對不同學生的天賦秉性言傳身教,培養兼具仁義禮智信的謙謙君子;被雅典青年景仰的蘇格拉底,雖然謙虛地認為自己一無所知,卻如同助產士一般,引領學生思辨每一個看似天經地義的觀點,發現真理和美德的根本要義。可以說,古往今來,教師不僅僅是知識和技巧的傳授者,更重要的是,一名理想的教師,需要以超拔的人格魅力讓學生受到感染、熏陶,以高遠的洞見卓識啟發學生撥云見日,獲得新的人生通途。

  而這樣的教師,在知識爆炸、資訊發達的信息社會,更是為人們所渴求。即便“大數據”和“機器學習”的人工智能無論在各個技能和操作領域的表現都十分優秀、迅速,甚至具備了一定程度的創造能力,但迄今為止,它們依然缺乏教育所需的最核心要素,即人的意志和情感。因此,它們并不能讓學生體會到獨立個體之間多層面的交流和碰撞,當然就更無法獲得心智的成長和自我價值的實現。

  另一方面,影片中那些“不合格”、不完美的教師形象的存在,也在提醒我們,一些教師也和普通人一樣,遭受著職業倦怠、家庭危機或自我懷疑帶來的痛苦和迷茫。如果說,“母親”角色的祛魅,能讓很多女性從“本能”的神話中獲得解脫,而對“教師”生涯的還原,也能夠讓人在認清“教師”這一職業基本素養的同時,看到這一群體的多樣性,并包容個體的獨特處境。

  這些,或許就是透過影視中形形色色的教師形象及其流變,在當下這個時代,我們對于教育和傳承應有的重新思考。

  (作者系上海師范大學影視傳媒學院講師)

(編輯:單鳴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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